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口已高达10亿。并且自1986年起我国陆续进入生育旺期，平均每年有1100万到1300万妇女进入婚育年龄，由此推算，我国迎来了“人口爆炸”的时代。面对危局政府采取了权宜之策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生育观念，而且对未来国家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落实于个体身体，则体现出一种矛盾、纠结。一方面是上千年的传统观念，一方面是国家的政策命令。作为个体的人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实交织起来的观念大网中只能不停地挣扎、不住地发问。莫言的小说《爆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一、生育和节育的冲突

（一）重男轻女的传统

重男轻女的思想从古代延续至今。《诗经·小雅·斯干》中“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1]男孩是璋玉，女孩是瓦片，男尊女卑观念凸显。司马光的《洓水家议》规定“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2]重男轻女俨然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观念。作品中的老父亲恪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念，一心想要儿媳妇为他们家延续香火。苦口婆心的劝导儿子不要带儿媳妇去做流产手术，认为只有孙子才算是传宗接代，孙女则不行，并且家族不能断后。

即使受过现代教育的姑姑也难以摆脱这一思想的影响，可见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当“我”带着妻子去姑姑所在的公社卫生院做流产手术时，姑姑还劝“我”说：“生了吧，也许是个男孩呢！”[3]26当“我”回答道“我有一个女孩”时，姑姑再次强调女人的本事再大也不行。[3]26当时妻子只是怀孕了，并不知道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姑姑便不顾计生政策的规定，劝导“我”留下这个孩子。如果妻子这次生的还是女孩的话，岂不是还得继续生？这种情况在计生政策实行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司空见惯，人们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主人公作为一个快三十的男人，受过高等教育，拿着国家薪酬，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所以坚决让妻子去做流产手术。

（二）“我”的身份的困扰

《爆炸》这部中篇小说在开篇就介绍到叙述者“我”是国家的干部，需要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所以在“我”有了一个女儿，并且领了独生子女证之后，是不能再要第二胎的，这也为后文埋下伏笔。

即使老父亲甩了“我”两个耳光，“我”也没有妥协，虽然在“我”内心深处，“我”也期盼能有个儿子，可是出于身份的限制，“我”也没有办法。主人公劝导老父亲时，向他介绍了印度总理、英国首相、丹麦女王、田副县长等都是女人，企图向他证明男孩女孩都一样有用。可通过主人公之后的一句话——“这孩子坚决不能要，即便是要，也要等我干出点事业来”[3]17暴露了主人公想要男孩的潜在欲望。等到主人公干出点事业之后才考虑要第二胎，也就表明了主人公现在不要第二胎的原因是这件事可能会影响他的事业。主人公为了自己能在事业上干出一番天地，不在意老父亲的打骂、不顾老母亲的指责、不听妻子的哀求，执意带着妻子去做流产手术。主人公是自私的，他只顾自己的事业和感受，同时他也很无奈，将强大的内心欲望隐忍于心。受身份限制的主人公其实是莫言的映射。莫言年轻时暗恋石匠的女儿，但被父母包办了婚姻。所以，一种青年的性苦闷一直深藏于心，导致他中年恨计生，内心深处一直也想要个男孩。可以说《爆炸》反映了莫言的生育隐痛。莫言写出了身在体制中的叙述者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不得不承载的悖论和纠结。

二、计生政策下的人性表现

（一）“我”的以身作则

由于身份的限制，主人公“我”一边安抚老父亲愤怒的情绪，一边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处于两难之地，“我”必须头脑清醒、意志坚定地对待堕胎的事。家人本想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后再告诉“我”，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公社生育计划委员会写信告知了“我”此事，“我”当然不可马虎。当即请假回家处理。主人公在处理事情中流露的理性多于感性，即便是感受到来自父亲的深情与爱意，也根本无法动摇他的决心。可在他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想要个男孩呢？当他这一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时，又让读者对他产生怜悯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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